去年底，筆者在立法會提出的「政府帶頭檢討外判制度」議案獲得通過，促請政府成立公營市政服務機構實施「逆外判」，在不佔公務員編制的前提下讓工友獲得「合理收入」和「長期聘用」。為繼續爭取政府落實建議，筆者早前委託立法會秘書處就「選定地方市政服務的提供模式」進行研究，該報告對政府檢討改革外判制度很有參考價值。

 

　　研究報告清楚指出，「逆外判」趨勢明顯，多個國家的部分城市都重新由政府直接提供或全權管理市政服務。2000年至今年初，至少有約1000個被確認的「逆外判」個案，分布於50多個地區，而實施「逆外判」的主要原因有三個，分別是成本節省不足夠、外判服務質素未如理想及效率問題。

 

　　以下介紹幾個「逆外判」的例子：

　　德國：柏林市自1994年透過成立一間由市政府全資擁有的公司，直接提供街道清潔、垃圾收運及處理服務。該公司運作獨立且不牟利，所得收入均用於營運服務，以確保向市民收取低廉收費。

 

　　英國：利物浦市議會透過成立由地方政府營運的公司提供服務，將外判服務收回，員工的工資跟隨政府員工標準，員工生產效率改善，公司服務水平和居民滿意有所提升。

 

外判公共服務弊多於利

 

　　荷蘭：中央政府於2016年成立「全國清潔組織」，向全國近600座政府大樓提供清潔服務，取代外判招標。該組織優先接收在外判商工作最少1.5年的工人，薪酬不低於從前，並提供更好的福利包括年假及交通津貼等，彰顯政府重視低下階層的勞工價值，銳意改善工人的工作穩定性。

 

　　內地：2020年，廣州市在推出「生活垃圾收運處置一體化」改革政策的時機下，決定直接委託一家國企（市政府直屬的有限公司）提供選定的環衛服務。至今廣州市至少有10個區的部分環衛服務，直接轉移到予該公司負責。以白雲區為例，「逆外判」以「不造成工人失業，不降低待遇標準」為基本要求，工人工資平均增長了13%，其他津貼亦有所增加。

綜合以上例子，可見外判公共服務已被廣泛認為是弊多於利。又看看香港的情況：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對外判工人欠缺妥善保障，致使他們的薪酬待遇處於極不合理的低水平。以2019年初為例，對政府外判工人的承諾時薪中位數只有36.7元，在外判服務合約「價低者得」下，政府自然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

 

政府應帶頭保障基層工人

 

　　隨着近年數輪檢討外判措施落實，外判工人的工資得到較合理增長，雖然與全面達到生活工資水平仍有距離，但2019年至2022年的累計淨增幅亦有35.7%。另一方面，效率促進組（現稱效率促進辦公室）2010年的調查顯示，政府部門用於管理及監管外判服務合約的開支，可達每年平均合約價值的11%。這帶出了兩個必須思考的問題：各部門採用外判服務後平均可節省29%的開支，但外判工人的薪酬近年有所提升，加上不菲的管理開支，以外判代替直接聘用，經濟效益還剩多少？成立公營市政服務機構實施「逆外判」，會否更具備經濟效益？

 

　　公共服務外判經常被批評質素未如理想，效率偏低，假如連慳錢都做不到，還有什麼理由堅持外判而不改革？

 

　　特區政府是全港最大的僱主，是公共服務責任的最終承擔者，有責任帶頭加強保障基層弱勢工友，確保公帑更加用得其所。以巨資監管外判服務合約，卻未能掌握公共服務的主動性，更不能為數萬名政府外判工人帶來樂業，實應思考改革外判制度，讓工友薪酬向生活工資水平繼續改善，擺脫兩、三年斷一次合約的不安，給予長期聘用和相應的福利保障。

 

　　公營市政服務機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可帶來廉價又優質的公共服務，有空間進一步提升工人的薪酬待遇，透過長期聘用讓工友得到就業安全感。希望政府能徹底摒棄「外判萬事休」的心態，第一步就是切實研究並向社會詳細交代外判服務是否仍能慳錢？這是不能逃避的問題。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

刊於2024年6月17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