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新工運的任務已經由第一階段的「抗暴制亂」轉入第二階段的「善治達興」。因應新發展需要，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首先，新時代工運有能力更好發揮工會職能，凝聚工友僱員，調動各行業工人投入大發展生產。香港愛國工運事業是「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中的重要力量，要始終保持先進性，引領工人力量，團結奮進，為社會建設注入正能量。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剖析了工運發展的內在邏輯，總結了寶貴的經驗。結合香港實際情況，我們要依靠立法保障勞動所得，在政策制度上做到人人有機會，通過培訓轉型建設高質量勞工市場，推動人力資源提質、提量，為產業發展注入新動能，促進勞資和諧共進，並從文化、認知入手，做好宣傳推廣；設立「五一勞動獎」，重塑價值觀，激發勞動熱情，崇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吸引更多勞動者參與社會建設，共享社會發展成果。

 

爭取提升勞顧會權力

 

　　第二，新時代工運有責任推動政府建立具備實際效力的「三方合作」機制。對於可能存在的勞資矛盾，我們提倡提前介入，在政策制定的初始階段合理化解，將風險降到最小。這是提升管治效能、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正確方法。同時，政府也需要汲取經驗教訓，主動化解貧富懸殊，這也是香港由治及興新階段必須防範的問題。高質量發展是要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要保持經濟繁榮，也要設定「共同富裕」長遠目標，堅決不能讓貧富懸殊累積成政治問題。

 

　　中國工會十八大會議總結過去3年工作經驗時，指出開展集體協商穩就業、促發展、構和諧，推動完善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制的重要性，這是很好的啟發。事實上，自國際勞工組織1919年成立以來，「三方合作」便是該組織所鼓勵的，讓政府、僱主和僱員的代表能夠平等對話，共同努力，協商和制定經濟、社會和勞工政策。1946年，雖然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轉變為三方機制，但只是一個就勞工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的三方諮詢組織，被動接受諮詢，並無協商職權，且缺少法定效力。最近，政府實行擴大輸入外勞特別計劃，就是輕而易舉地繞過勞顧會，損害了本地勞工權益，也為香港長遠利益種下苦果。這是一種制度缺陷，必須加以改革。

 

培養工運人才參政

 

　　第三，新時代工運有使命在社會治理上發揮更大作用。從工運發展需要來看，雖然維權職能是工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但是工人階級建立工會組織的鬥爭目標必然要延伸至政治範疇。維權職能和政治鬥爭或參與是凝聚工友的兩大核心。香港愛國工運的政治屬性一直非常鮮明，回歸前是與港英鬥爭，回歸後是維護「一國兩制」，反對美西方勢力干預香港內政，對抗「顏色革命」顛覆政權。在新發展階段，愛國工運對美西方外部勢力仍然要保持警惕，勇於鬥爭、善於鬥爭，同時也要提升政治水平，深入且廣泛參與香港治理，要提高工運人才的參政層次和範疇，把培養參政人才定為工運目標之一，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要尋求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從治理層面來分析，愛國工運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工運人才群眾基礎堅實，具有「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覺悟，致力於提升全民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同時，愛國工會系統成熟，可協助提升治理效能。政府要善用產業工會和基層組織、條塊結合的架構網絡，把控民意，維護社會穩定。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制度歷史悠久，是香港協商民主制度的實踐載體，可進一步發揮作用，豐富香港特色民主道路發展。所以，將愛國工運納入政府管治架構，是新發展階段制度改革的重要議題，也是新時代工運的新發展方向。

 

　　未來，新時代工運要更加深入廣泛實踐「共建共榮 共享共贏」理念，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開創愛國工運新形態，做到「十個堅持」，勇擔「六大使命」，推動愛國工運高質量和新範式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實現香港由治及興。 （續昨日，全文完。）

 

吳秋北

工聯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

（刊：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