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四十周年。深圳由一條鄉村發展成高新科技產業大都會，從過往「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到今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除標誌着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果，亦折射出中國模式的發展歷程，以及對未來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港深互動發展謀新圖

　　談到深圳過去四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提香港在過去促進兩地相互發展的貢獻。當年一批港商積極響應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北上投資，為內地發展帶來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也對內地企業國際化過程起借鑒作用。隨之，行業專業人員回內地作技術交流及培訓工作，把先進的生產模式、企業管理模式等帶到內地，為廣東省、為國家發展外向型經濟、促進行業技術發展等方面打下了堅實基礎。回歸後，隨着內地與香港的交往日益頻繁，我與一些專業人士組織了一個研究基金，就是希望透過政策倡議，推動內地與香港在基礎建設及政策措施上實現互聯互通，加快融合發展的步伐。

　　基金曾向兩地政府提出：開發「河套區」為中醫藥統籌及創新研發中心；延長陸路口岸通關時間（二十四小時通關）；完善深港交通網絡；「一地兩檢」等建議。當中不少獲兩地政府採納，並逐步實施，對兩地人民的交往帶來更大便利。回想當年，為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及推動融合發展；看到國家走向富強，看到香港、深圳「拍住上」，這就是激勵着我們不斷前進的動力。

　　經歷四十餘載互動，今天已宜進階至深度融合，由當年羅湖橋的人流通、物流通，發展為今日的「深港通」（金融、信息、高新科技）等範疇的聯通，香港與深圳不止是地理相鄰的有機結合，在新時代下更需要我們通過新思維破除體制、機制壁壘，實現優勢互補。

選址「一小時生活圈」內

　　香港本屬彈丸之地，在經濟及社會上局限更需要走出去發展，大灣區的區域發展也成為香港突破瓶頸的契機。

　　土地和住屋供求失衡是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近年本港樓價飆升至脫離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購買力，令社會怨氣大增。特區政府雖提出填海造地和發展棕地計畫，惟遠水難救近火，加上內外力量將民生議題政治化，推行過程或會被重重政治阻力拖垮。故此，我與基金團隊在一八年開始進行由中央政府撥地給香港發展的可行性研究，到過多個灣區城市考察，在今年全國兩會會議正式提案，建議中央政府在大灣區鄰近香港區域撥地給香港建立新社區，借鑑「橫琴模式」，發展新市鎮，給香港管轄，實行香港法律，以應對香港土地、住屋長期不足的問題，並加快灣區城市協同發展。選址方面，在香港「一小時生活圈」內的灣區城市都是我們的首選，深圳毗鄰香港，河套區及沙頭角也可以考慮作為建設新社區。珠西的珠海、中山；惠州、東莞、肇慶……公路、鐵路，以至海路，新時代運輸網絡派上用途，不難促進成事。

　　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條件下建設，極具開創性。鄧小平先生曾提出「再造幾個香港」戰略思想，這對於新時代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以及國家城市群創新發展等方面，在此時此刻都有深遠意義。」

香港發展研究基金主席、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

刊於2020年9月8日《星島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