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外判制度衍生种种剥削劳工问题，包括工资过低制造大量在职贫穷，年资不能累积以及同工不同酬等，花费巨额公帑却不见效益。工联会今日（10月6日）发表「检讨政府外判制度」研究报告，促请政府成立非盈利公营市政服务机构，对长期有需要的岗位实施「长期聘用」，取代外判制度，最少支付生活工资，由政府重掌市政服务的主动权，为提升打工仔女薪酬待遇、扫除不公作表率，更好善用公帑服务市民。

 

　　

　　工联会理事长黄国表示，目前有最多非技术外判僱员的部门分別为康文署、食环署、房屋署及政府产业署，约有4万人；而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两年间，上述四部门共批出458亿元服务合约，金额庞大，但研究结果发现，不单服务效益有问题，外判工人的权益亦未受保障。

 

　　上述两年间批出的外判合约，涉及20,004名非技术员工人，超过三分之一的时薪仍在49.9元或以下。以政府数据推算，服务合约的非技术工人，月薪中位数分別是洁净14,408.8元，保安12,102.4元和其他服务11,606.4元，对比政府二级工人起薪14,730元仍有距离。

 

　　政府外判工多为女性、中老年、教育程度偏低，属于弱势群体，超过一半人在相同地方工作3年以上，少部分人甚至超过九年。由于他们缺乏议价能力，更易受外判商剥削。薪酬偏低、年资不能累积、同工不同酬及工作环境差等，是较多工友投诉的问题。

 

　　外判承办商不同衍生同工同不酬问题，而外判工在合约期内少有加薪，遑论附带其他福利。另外，政府外判合约大多为期2至3年，合约到期年资即「清零」，儘管外判工友可能为同一承办商工作十数年，但无法按年资递增年假，亦难获长期服务金保障。

 

　　上述四部门两年共支出约458亿用于採购服务合约，平均每年229亿，如此成本，理应可提供更优质的市政服务，并大幅改善员工薪酬福利，但现实是不少市民都反映对市政服务的不满，同时因政府未能掌控人力资源，难以敏捷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如极端天气后的善后工作、应对重大疫情等等。简言之，成本高、服务差、效率低。

 

　　香港护卫及物业管理从业员总会副主席王志雄表示，外判制度多年来不断剥削劳工，公司会以不同形式压榨员工以赚取利润，例如，每每合约将近完结时，公司就会想方设法，要求员工自行离职，从而逃避支付遣散费。即便优化外判合约后，增加约满酬金的福利，公司亦会无理提早解僱僱员，令员工不符领取条件。更甚者，以多份短期合约形式聘请同一位工友于同一岗位工作。政府外判往往都会连同责任都外判出去，工友遇上劳资纠纷往往会求助无门，需要付出大量时间追讨。

 

 

　　

　　副理事长、权益委员会主任丘燿诚补充，「价低者得」的採购策略被诟病多年，主要问题在于外判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只能控制变动成本，即外判工的工资福利及人手编制。

此外，外判制度实行多年，行业形成寡头垅断，五个外判商几乎垅断部份政府部门的外判合约。由于招标竞争性不足，导致外判商为提高利润肆无忌惮，压抑员工薪酬福利及降低服务质素，剥削劳工权益也损害大众利益。劳福局曾承认外判制度能节省的成本越来越少，巨额公帑肥了外判商，基层工友只获微薄的工资，极之不公义。

 

　　

　　研究报告特別了解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营服务情况，例如内地部分城市近年进行环衞改革，「国营为主，民营为辅」得到良好效果。以广州为例，2020年出台「广州市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一体化改革工作方案」，提出由原负责后端垃圾处理的国企长期承包中心城区的垃圾收运工作，并逐步推移至前端的清扫工作，解决因外判市政服务而导致城市管理碎片化的情况。国企财政及实力雄厚，受国家密切监管，有效维护社会公益，「市政服务公营化」值得香港参考。

 

　　工联会倡议成立公营市政服务机构，以员工权益、服务质素、市民满意度和成本效益等作为职效指标(KPI)，接受公众监督。员工非公务员但待遇相当，最少支付生活工资，改善工友待遇及工作环境，让工作年资累积，解决外判之弊。

 

　　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市政服务，能最大程度善用资源，消除外判制造的在职贫穷。特区政府作为全港最大的僱主，是公共服务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有责任带头保障基层工友权益，改善收入分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市民。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参选政纲承诺「进一步检讨外判制度，改善外判承办商僱员的待遇」。虽然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今年5月公布了一些检讨外判举措，包括提升职安健和改善约满酬金发放，但都不能根本解决外判工薪酬低、被剥削等问题。期望特首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展现更大魄力，解决外判问题，做到习主席所嘱咐：「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