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强调,香港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谋发展。」变是永恒,守正创新才能把握歷史主动,香港要认真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破立并举,进一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谋稳定,实现香港由治及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改革要敢啃「硬骨头」,要向深水区挺进。过往港英政府爱搞「渐进主义」、「实用主义」,有些人表面上追求「稳健」,实质是得过且过,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理。香港回归祖国后,部分公务员队伍仍以这种心态管治香港,也影响了整体社会风气。中央明确「爱国者治港」原则,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更进一步是要求特区政府及整个建制派提升管治水平,实现港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香港发展需要有为政府
新时代,不进则退,香港必须学习更主动的规划、更进取的布局及更果断的执行。我们需要对「结果」和「绩效」有更多审视。特別是民生问题,不是程序做了、程序正确便可以了,更不能只是些花拳绣腿、门面功夫,而是要确切、精准地解决民众面对的问题,为市民带来更大的幸福感。新时代对「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是「想幹事、会幹事、能幹事、幹成事」,那些可能导致不作为的制度都要改革,以制度要求改革永远在路上,以制度确保改革落到实处。
香港社会长期就是有一种顽固的「程序主义」、「保守主义」、「官僚主义」,按本子办事,又不愿改革程序、让程序能更有效地为结果服务造福市民。《决定》其中一个对香港的重要启示,就是其着重推进系统整体的改革,即更强调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和长效体制机制的建设。反观香港,长期存在大量「老问题」,正是由于整体机制改革沒有得到重构、系统沒有得以重塑。最近,特首李家超提到,香港处于经济转型期,面对挑战要「识变、应变、懂变」。香港需要「变」,但所要的「变」不是「小修小补」的「变」,而是要有系统性的「变」、思想性的「变」、革命性的「变」。
以往港英政府推崇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推崇所谓的「积极不干预」,虽未能直指是利益固化,其实就是逃避解决社会问题,纵容政府不作为。香港需要的不是「小政府」,也不是「大政府」,而是一个能主动解决民生问题、主动处理和规划好香港经济发展的有为政府。香港需要有变革性的空间规划,重新配置资源。以往任由市场发展,追求短期利益,很多前沿新兴产业都无法发展起来,大量资源投入到金融和房地产炒卖,结果窒碍了香港经济的全面发展,也限制了劳工的发展。香港政府要有积极有为、主动的政策,规划好香港未来的产业发展。否则,「苏州过后无艇搭」,机会不等人。
打破窒碍发展利益壁垒
香港要达至系统性的变革,需要的是对长远和宏观发展的理解,对世界大局、国家大势走向变化的正确研判。世界大局,就是「东升西降」;国家大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復兴进入不可逆转的歷史进程。我们需要对上述发展大局有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然后作出对香港长期发展最有利的决策和共识。香港不单需要有经济上的转型,更要有思想上的转变。以往很多人错误地把「西化」当作是国际化和现代化。
时至今日,国际形势「东升西降」,然而香港社会仍有一些人以「西方买办」的思维去理解香港的角色和国际地位,只要香港与内地有更多合作和融合,变得沒有他们梦寐以求的极端「西化」,便视为是「去国际化」。事实上,香港需要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吸纳更多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资金和价值,当中自然包括内地,也同样包括「一带一路」沿缐国家和地区,以至全世界每一个角落,而非独尊西方价值。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支持香港、澳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我们必须深刻审视是否有与之相适应的条件,包括思想条件和制度条件,政府必须认清世界局势全盘谋划,以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打破窒碍发展的条条框框和利益壁垒,做好发展创新的基建工作,然后才能提速提质更好发展。
事实上,过去几年,随着「爱国者治港」全面贯彻落实,香港已经在改革的路上砥砺前行,新时代属于勇立潮头、乘风破浪的人,希望能够趁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再进一步,推动改革持续前行。香港要审时度势识变,把准方向应变,守正创新求变,在改革的路上,永远与中央和国家同心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