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於运输及房屋局利用「先审议後订立的程序」，试图再次强闯立法会和要求内务委员会通过与交通挤塞相关罪行之定额罚款大幅调高50%的决议，引起前线职业司机的强烈不满。为此，多名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代表前往立法会举行请愿行动，促请立法会议员体恤职业司机的苦况和否决政府的建议。

　　工会代表陈兆华指出职业司机，尤其是的士、小巴和货车司机在过往多年裡都受制於行业的陋习，不但要以租车/买车的方式来自负盈亏地谋生，而且难以得到合理的僱佣关係，使他们难以得到《劳工法例》的保障。不仅如此，在政府交通政策失当、行业营运环境转差、业界出现恶性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前线司机也陷入收入不断减少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在政府大幅调高定额罚款後，一旦遭到执法人员控以相关罪行的话，他们一天至两天的收入便会化为乌有，结果严重影响他们的生计。

　　另一方面，运输当局表示，政府调高定额罚款是基於过往20年裡没有作出调整，因此决定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增幅来调高数额，以维持阻嚇作用。可是，对於职业司机来说，他们过往20年裡的收入也并没有因为社会经济的变化而有所增加，甚至部份司机遇到收入减少的问题，故认为政府只是使用冰冷的数据，根本没有体恤他们的实际处境和一味加重他们的营运负担。

　　尽管运输当局在提交给立法会的讨论文件中没有提及如何处理干犯《道路交通条例》（374章）及其附属法例所规管的交通罪行的罚款安排，但是很多司机认为，运输当局在立法会同意政府调高定额罚款的建议後，一定会提高第240章订明的交通罪行定额罚款。届时，广大职业司机便要面对更多和更高的罚款，使他们要面对更为沉重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们都要求运输当局搁置提高定额罚款的建议。

　　职业司机对调高定额罚款还有一项不满的是，在他们的收入水平多年来无法得到改善下，当政府大幅提高定额罚款後，使他们一旦遭到执法人员检控，往往要比其他社会人士付出更高昂的代价，无形中使他们的收入更形微薄。可是，在日常运作中，司机们往往会看到一些财大气粗的私家车主为了个人的方便而无惧定额罚款，使不少地区的交通挤塞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们往往感到政府提高定额罚款的做法只是殃及池鱼，因此产生不满和抗拒的情绪。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由於收入低、负担重、压力大和前景差等多项不利因素多年来一直困扰着职业司机，因而难以吸引年青人加入。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运输当局执意增加各项定额罚款，那麼更会嚇怕年青人，使整个行业的人力资源更形老龄化和无以为继。从长远角度来说，这必然无助於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的服务质素。

　　除了上述原因外，陈兆华亦批评运输当局多年来都着眼於使用处罚司机的手法来解决道路交通方面的问题，而没有认真地检视和解决构成道路挤塞的问题。对此，他认为造成交通挤塞的主要原因是运输当局未能有效地控制私家车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间，私家车的数量已经增加大约40%。然而，对於的士和小巴等公共交通工具来说，在政府长期没有增发牌照之下，其数量一直维持零增长，因此把导致交通挤塞的责任推到职业司机身上是十分不公平的。

　　另一方面，由於本港现时只有不足40万个住宅泊车位，根本无法满足整体接近48万辆领牌私家车的需要。在一些繁忙的工商业地区，泊车位问题的严重性会更加凸显出来，如中环的雪厂街、毕打街、遮打道和美利道的交通情况等便是一些十分明显的例子。这不但导致交通挤塞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也给职业司机的营运带来诸多不便。

　　在日常运作中，职业司机也经常发现道路设计存在着不少问题，使他们很容易会跌入交通陷阱内之内，并遭到执法人员的检控。举例来说，当车辆从菲林明道左转进入湾仔道时，由於道路上由双线变成单线行车，再加上湾仔道设有一个交通灯号，使司机很容易便会遇到非法进入黄格的问题。对此，虽然工会已经多年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意见，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未能有效地得到解决。

　　对於上述问题，陈兆华指出，虽然政府在近年加大执法的力度来试图舒缓交通挤塞的问题，如在2016年进行4次全港性执法行动的「重点交通执法项目」中，总共发出近15万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及将54部车辆拖走；在2017年1月的执法行动中，共发出超过3,900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及将28部车辆拖走，但是交通挤塞问题的严重性依然如故，因此他要求运输当局先从源头上解决道路设计和配套的问题，同时加强道路疏导措施，然後再行探讨是否推行增加定额罚款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