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國民黨軍在遼瀋、淮海、平津三場戰役接連戰敗，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奠定了勝利基礎。隨著戰事步向終章，國民黨軍許多部隊都被包圍，中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以及中央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央航）的飛機，經常被利用作軍事運輸，被迫成為國民黨打內戰的工具，同時被要求遷往台灣。1949年11月9日，震驚中外的「兩航起義」事件爆發，到底「兩航起義」為新中國帶來甚麼轉變？1949年9月成立的港九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現稱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又在起義中扮演甚麼角色？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但當時仍未算是全國解放，在西南部仍然有國民黨勢力殘留，更利用兩航的飛機作軍事用途。護產鬥爭參與者袁雄崑說：「當時的兩航飛機被用作空降物資、掉炸彈，但這些民航機師沒有相關經驗，把物資、炸彈掉下去，下面到底是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機師根本搞不清。」
另一位護產鬥爭參與者張銓表示，當時中航、央行的經理和其他人員有很大的思想鬥爭，如果跟隨去台灣，當時全中國幾乎已完全解放，很多原有航線已不復存在，即使遷到台灣，又有多少航線可以營辦呢？可以說是完全無前途。」
張銓表示，當時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和央行總經理陳卓林都對新中國有所憧憬，特別是劉敬宜，他說服了蔣介石不要將飛機全部遷台，要將一些飛機留在香港，對將來對外發展有好處。蔣介石最終接受意見，所以有83架飛機停泊在香港。就這樣，一批兩航人員便轉到香港發展但當時兩航又受到港英針對，無法好好營運，加上蔣介石及後又再提出「全遷台灣」的想法，兩航人員便有了起義的念頭。但要成功起義，除了要說服機師加入，還要說服各個崗位的兩航人員，1949年9月成立的民航工會，便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張銓透露，當時成立的民航工會，通過讀書會、歌詠班、假日行山、旅遊等活動進行思想培養工作。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表示，當時的民航工會成為了一個凝聚工友的平台，工會從中進行思想工作，使兩航人員逐步接受起義計劃。
一切看似準備就緒，12架飛機在1949年11月9日北飛起義，其中一架載著劉敬宜和陳卓林飛北京，其餘11架飛往天津，雖然最終全都成功著陸，但過程還是萬分凶險。葉偉明說：「當時國民黨大部分勢力已撤到台灣，但在西南部仍有陣地，有機場，可以讓戰鬥機起飛攔截。所以當時兩航起義約定，在飛往北京和天津期間，一切採用靜默方式，不作任何無航電通訊和導航。」張銓補充說：「起義的12架飛機分兩條航線，一條經武漢，一條經南昌，盡量藏匿在雲中飛行，過程中難以掌握航行位置，只靠接收各地方電台，例如收到『這裡是武漢電台』，機師便知道已飛到甚麼地方。」
12架飛機北飛成功，兩航在香港及海外的辦事處2000餘員工亦宣布起義。國民黨想爭奪留在香港的兩航財產，便將兩航飛機賣給有美國軍方背景的陳納德，陳納德在美國成立一間民航空運公司，在香港入稟爭奪兩航仍留在香港的71架飛機。袁雄崑說：「在這期間，國民黨派出特務炸毀了7架飛機，中央人民政府隨即責成英政府負責，因為英政府不准飛機離港。英方最後便容許抗大護產隊伍，於是各個工會便調派精英、積極分子加入護產隊。」袁雄崑當時在新亞倉庫進行護產工作，先是替更，不足兩星期再成為副班長。他透露，班長都是起義員工，副班長則大部分都是工聯會屬會人員。
張銓說，護產除了是保護飛機不被破壞，還有就是保存、護養，以及將零件運走。當時日日夜夜將飛機零件拆出來清洗、加油等等，「一件件內臟拆出來」，其他護產隊隊員便趁機將零件運走。
「初期拆飛機進度很慢，整整一個月才拆好一架。幸好負責拆機的60名工人技術不斷進步，愈拆愈快，大概用了兩年時間便將數十架飛機拆好，每日便從啟德機場泊機位置將飛機零部件運到庇利倉庫、新亞倉庫裝箱。」袁雄崑表示，飛機零件每天裝滿10個貨櫃，兩年內大約700天便有7000個貨櫃，這7000個貨櫃飛機零件運回內地，非常有價值。
葉偉明表示：「12架飛機起義北飛 加上後來靠零部件復修的17架飛機，總共29架飛機便是中國民航發家的飛機。除了這29架飛機，當是還有大批兩航起義人員返回內地，成為了整個中國民航發家的技術力量。」
陳納德在香港打輸官司，一直上訴至英國樞密院，樞密院最終判陳納德勝訴，警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便往接管飛機，大約200名護產隊隊員被拘捕，通宵扣押在九龍城警署和紅磡警署，直至早上才獲得釋放。張銓說：「我們離開警署返回宿舍，警方在外圍用鐵絲網圍住我們。那天早上，我們在鐵絲網內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一起唱國歌，當時激動得流下眼淚。直至那時，護產鬥爭也被迫完成任務。」
葉偉明說，兩航起義對民航工會而言是光榮的歷史，「沒有兩航起義便沒有民航工會，這是我們感到驕傲的地方。民航工會今日能發展到有過萬會員，我認為與兩航起義及護產鬥爭後，民航工會建立起的名聲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