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我國貧困人口減少近8億，佔同期全球減貧人數近75%，這歸功於中央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理念，保持經濟增長同時，讓廣大人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實現經濟包容性發展。反觀香港，過去長時間實行積極不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不注重社會公平分配，導致最低工資制度逐漸失去其政策功能，基層勞工生活仍然艱苦，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本港今年首季整體貧窮率為20%，逾136萬人處於貧窮狀態，最貧窮一成住戶家庭月入中位數僅2300元，與最富裕一成住戶家庭差距由2019年的34.3倍擴大至57.7倍。

 

　　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機制的最終目的不僅是確保基層勞工合理回報，勞有所得，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更是為社會經濟整體發展帶來正向效益，實現經濟包容性發展，包括吸引就業、增強社會凝聚力，提升生產效率以及協助青年向上流動等。

 

　　法定最低工資自2011年正式實施，直至2022年4月，相應購買力跌至僅27元，較實施首年28元還要低。現時最低工資雖然已調整至40元，僅追貼通脹，對基層勞工仍是杯水車薪。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過低，嚴重影響社會凝聚力，打擊就業意欲。最近接觸不少婦女街坊，她們表示，如果時薪能夠達到60至70元，非常願意出來工作，幫補家計。

 

可制定「生活工資」保障勞工

 

　　因此，我們認為最低工資制度有需要進行全面改革及檢討，實行「一年一檢」，做到「通脹+N」的調整幅度，既可以確保基層勞工維持基本生活品質，減少社會不滿和緊張情緒，更能讓他們更容易與社會保持積極互動，而不是感到被邊緣化，缺乏正向和對未來的希望。

 

　　對於「通脹+N」調整機制，我們建議為「通脹+30%×十年人均實質社會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限為消費物價指數或凍薪，以高為準。既可確保基層勞工收入不受通脹蠶食或通縮影響，又不會削弱競爭力。三成人均實質社會生產總值增長率是過去20年實質工資增長佔人均實際社會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例。從勞動經濟學的角度，工資增幅低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不會影響到競爭力，更何況這個比率在全世界都是比較低的數字。

 

　　此外，我們亦建議政府對最低工資標準研究制定合理、科學的參考指標，防止工資過低，讓基層勞工足以應付自己和家人基本需要，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簡言之，便是社會普遍共識的「生活工資」。

 

　　合理的薪酬無疑能大幅提高員工士氣，激勵其更加專注和高效地完成工作。樂施會《香港生活工資概況研究》指出，七成受訪勞工認為，「生活工資」能「使我對公司歸屬感有所提升」、「激勵我在工作上的表現」，以及「令我對工作的滿意度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生活工資」能夠促使企業更加重視在提高勞工權益保障範疇上提高生產流程和效率，以維持競爭力，而不是裁員降薪。

 

為青年提供更多上流動能

 

　　另一方面，優化最低工資檢討機制亦有助於創造一個有利於青年成長和發展的就業環境，為青年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動能。

 

　　嶺南大學研究發現，香港1976年至1980年及之後出生的人的相對收入向上流動性呈顯著放緩，較晚出生的年齡群體在其青年階段進入頂端收入行列的百分比更低，且有比之前群體高得多的百分比落入貧窮行列。優化法定最低工資檢討機制，能在政策上為青年提供一定經濟安全感。經濟安全感會直接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和社會參與度。當青年感到他們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時，便會更可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和追求個人發展，從而實現向上流動，改善階級固化現狀。

 

　　優化法定最低工資調整機制，不只是勞工界訴求，更是社會普遍共識。期望特區政府能夠讓每一位市民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成果，不負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的殷切囑咐。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

刊於2023年9月25日《大公報》